唐山大地震后的科学谜团

唐山大地震后的科学谜团
    
    首先，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地方地震工作队和群测点是发现唐山地震前兆并准确发出地震内部预报的主力军，是经过实践考验的一支重要的地震监测队伍。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才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为什么青龙县的经验不公开宣传？为什么立下汗马功劳的群测点被撤销？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杨友宸为什么在震前被调离工作岗位？这是一场科学争论，还是一场推卸责任的闹剧？
    
    其次，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对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请立即安排时间听取震情告急汇报。结果是，汇报时间定为一周以后的21日。后来又拖延到26日[6]。谁负责贻误预测时机的责任？
    
    第三，对于唐山地震前的预测，已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临震预测是一回事，事后的科学研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被实践检验证实的观点反而长期受到压制？作为科技工作者，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科学观点，并为其后果负责；作为官员，在两种不同意见的抉择中有决定权，但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混淆科学是非与行政责任，这是中国官场的通病。唐山地震相关责任人，有功者没有得到嘉奖，有过者没有公开向人民道歉。这既不科学，又不公正。
    
    事实证明，我国地震预测的科技水平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决策层的非科学手段和“官本位”作风。在成功预测了海城地震之后，我国本来具备成功预测唐山地震的科技条件，不幸的是，“官本位”葬送了“打破地震不能预测世界难题”的机会，并在地震不能预测的理论指导下，压制正确观点，撤销群测点，给地震预测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科学争论本来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官本位”却竭力阻挠科学争论的正常运行。有人说，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是，西方科学在西方国家硕果累累，进入中国后依然收效甚微。这表明，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仅仅是认识世界和传承文明的工具，都有其辉煌的发展时期，它们本身不是科学发展的阻力。邓小平认为，科学是生产力。
    
    因此，科学的发展首先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科学与否的评价，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需要一个完善的竞争机制。在西方科学史上，地球中心说与太阳中心说的大论战、火成派与水成派的大论战、固定论与活动论的大论战，以及多次有关进化论的大论战，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科学发展。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科学技术比封建专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传统，官不是民众的公仆，而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人。官与民在科学面前的不公平性，导致在科学资源、资金支持、理论传播、是非评定上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往往先在求“官”上已耗尽精力，在科学技术上也只有敷衍塞责了。有了官就有了“一贯正确”的绿卡，即使错了，也可以无理辩三分。如此下去，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官本位”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相关官员和科学工作者都要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摆事实，讲道理，展开科学预测地震的大讨论，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告慰30年前不幸罹难的亡灵